钟南山：大湾区能为世界医疗协同发展做示范

原标题：钟南山：大湾区能为世界医疗协同发展做示范

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胡苇杭 摄

4月8日，清明小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流如织，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

在该院29楼的会客室内，琳琅满目的聘书和奖杯中，有一张照片特别吸引眼球：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正腾空而起，完成上篮动作，身手矫健。

一如眼前已届83岁高龄的他，仍精神矍铄，看门诊、带学生、做研究、出席学术会议，兢兢业业于医疗事业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协同发展，能为世界健康事业起到示范作用。”4月8日，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钟南山表示，港澳的医学基础研究实力很强，而广东则拥有庞大的病例资源，临床研究优势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在医疗领域的合作有很大空间。

大湾区医疗发展应强强结合

人民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塑造健康湾区，推动大湾区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紧密合作。您如何理解?

钟南山：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亚热带地区，突发急性传染病较多。世界上大多数突发急性和新型传染病，都出现在亚热带地区，而全球又有超过40%的区域处于亚热带。粤港澳大湾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协同发展，能为世界健康事业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跨境湾区，这是它与京津冀、长三角最大的区别。跨境就意味着我们能和境外以及国外的专家学者，进行更密切的交流、学习与合作。

我认为，医学的进步，一是靠技术发展，二得有研究对象。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港澳医学基础研究实力很强，而广东人口已经超过1亿，拥有庞大的病例资源，临床研究优势明显。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在医疗领域的合作有很大的空间。

此外，粤港澳三地在医疗体制方面，也有许多值得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地方。我想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医疗，还可以把目光投向范围更广的大健康领域，比如大气污染防治。

自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五年多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在控制大气污染方面是国内走得最快的，成果显著。粤港澳三地在污染防治方面的合作，也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范。

人民网：您说香港的医学基础研究强，广东的临床医学优势大。广东基础研究主要差在哪里?

钟南山：香港由于病例资源相对较少，因此比较重视实验和理论的研究。他们在病毒、病毒演变、病毒来源等方面，以及对病毒结构和新药开发的研究，做得非常不错。

和香港相比，广东医学的基础研究在过去是有比较大的距离，但现在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了。

如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和香港比较，医疗科研水平其实没有差距。毕竟香港只是一个城市，医学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局限性。不过，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香港还是更有优势。比如对病原体、新发传染病、病毒的研究，我们还要多向香港学习。

目前，广东对急性传染病方面的基础研究，也已经开始起步。我认为粤港两地的医疗科研发展应该强强结合。

如果能借助香港在基础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未来能对我们在制定方案、选择用药等方面提供更好的指导。

澳门也是如此。我已经做了澳门科技大学八年特聘教授，在中药临床、有效成分分析等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

特别是板蓝根，我们已经花了十年的时间，搞清了它主要的成分，现在准备进入临床研究。这些都是双方做得比较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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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医疗科研优势已形成

人民网：粤港澳医疗合作由来已久。这些年，您长期行走于内地和港澳，感受上可有变化?

钟南山：1982年我到香港访问时，香港无论是医疗资源还是医疗水平，都明显比内地高出许多，这是毋庸置疑的。80年代中后期，广东也曾多次举办粤港澳三方医学交流会。那时我也认为，许多方面需要向香港学习。

2003年“非典”，由于广东开展研究早，对病人抢救的成功率高。香港曾邀请我去交流关于“非典”防治经验。来自广东的临床经验，给了香港医学界许多帮助。不过，我们与香港相比，学术研究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时过境迁，随着我国对医疗科研的持续投入，加上对大量病例资源的系统研究，我们在这十多年里已形成自己的优势与特长。

目前就我熟悉的领域而言，广东在呼吸疾病领域，包括急性传染病防控、慢阻肺的早诊早治、肺癌的早期分型及个性化治疗、胸部微创手术和肺移植等方面的研究，均已超过香港。

以肺移植手术为例。这个手术在香港一直进行的不太理想。而广州开展这个手术已有16年历史，完成近300例，大多数治疗效果不错。截至目前，香港已有4名病人在广州进行肺移植手术，都很成功。

人民网：您说广东医疗这些年已经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香港。这和许多人心中的印象有些不太一样。

钟南山：广东无论是医疗规范化还是医学科研，的确曾长期落后于香港。时间一长，在两地老百姓的心里，就形成了广东医疗水平不如香港这么一种印象。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香港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与内地联系紧密的医生学者，都承认香港目前的医疗水平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于广东了。

我举个例子。1992年，广州的医生向香港中文大学严秉泉教授学习胸腔微创外科技术。而这些年，反倒是香港的医生要来广州学习我们新开发的手术技术。

比如我们的“无插管胸腔微创手术”。这项技术可以让患者在做胸腔手术时，不用再插管进行全身麻醉，只需静脉麻醉就行，而且术后几个小时就能正常走路。不单是香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来广州学习。目前“无插管胸腔微创手术”也慢慢在香港的一些医院开始推广。

尽管广东许多医疗技术已经超过香港，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盲目地认为香港医院硬件更好、技术更强?这都是改革开放以来，莫名其妙形成的自卑感。我们应该更有底气一些，多说我们取得的成果。因为我们一直都做得很好，这是事实。

广东应大力学习香港的医疗体制

人民网：对比香港，是什么原因，让广东的医疗水平实现了快速的提升?

钟南山：我在香港的两位院士朋友，观看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的答辩后，都直言香港的医疗科研已经跟不上内地的脚步了。

他们告诉我说，首先，这几年香港的政治因素，给学术界带来不良影响，妨碍高校和科研机构全心全意进行科学研究。反过来，我们内地的医疗工作者却可以十分专注地投入科研，进步非常快。

其次，香港的一些民众，包括相当一部分医生，还存在一种优越感，总觉得自己是最好的。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这样盲目自大的感觉，会阻碍当地医疗水平的提升。

第三，香港政府对医学科研的投入，远远比不过广东。这几十年，我在香港高校、医院认识的朋友，只有极少数一直工作到退休。其他大部分都选择转行做了私家医生。因为私家医生拿到的收入，比在大学和医院里，要高出四五倍。归根到底，还是香港没能给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和科研环境。

现在我每个星期坐诊，都会碰到从香港特意赶来的病人。他们觉得广州的医生水平高、用药好，所以都爱来我们这里看病。

人民网：但是，我们看到广东医院依旧人满为患，看病难还是普遍问题。这一点，我们如何向香港学习?

钟南山：内地好医院几乎都人满为患，十年前这样，十年后还这样。改革开放四十年了，但我们医疗体制改革并不成功。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基本还是没解决。这是事实。

半年前，有人托我找个香港专科医生看看糖尿病。这个事在内地很普通，但我打电话给我朋友的时候，他回答我说：“我不能直接给他看病，建议他先到基层医院，如果病情不能解决，再请基层医院介绍到我们这里，我才能给他看。”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为什么内地就不能这么做呢?我们非常需要向香港学习这一点。

中国看病难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建立起三级医疗体系。患者的普通病、早期慢性病应该到基层医院解决。大医院要解决的应该是疑难杂症，但我们并没有做到。

香港处理得就比较好，超过80%的病例都由家庭医生、社区医院解决。大部分病人在基层就把问题解决了，大医院并不是特别拥挤。

三甲医院的主要任务，首先应该是解决疑难杂症，其次是开展科学研究，第三是要对基层医院进行培训。如果大部分问题基层都能解决，病人就不用去大医院了。

但是，内地大医院却没有这个动力，他们要靠创收来解决生存问题。如果教会了基层医生，他们也就没饭吃了。这一点，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在我看来，内地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就是患者与医生的交流不够充分。为什么不充分?因为医生的时间少。为什么时间少?因为医院的经营任务重，医生必须多看病人。

香港比较注重医院的公益性，绝大部分公立医院的工资都由政府出。医院不用为了生存问题去多收病人。而内地的体制机制，让医院脱离了公益性，自然会带来很多问题。

所以，广东应大力学习香港的医疗体制，让三甲医院真正担负起大医院应尽的责任。

责任编辑：陈伟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