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就像一棵树，故事沉淀在年轮里

原标题：广州就像一棵树，故事沉淀在年轮里

▲广州今日，旧城和新城的无缝衔接，前景为老城区越秀区东湖公园，远景珠江北岸为天河区珠江新城CBD，南岸为海珠区琶洲新区。(视觉中国/图)

广东文化标本观察

巍巍南岭，如一道屏障，隔开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缔造了南岭以南这一特殊的地理单元。再往南，则是浩瀚的海洋。广东就处在这山海之间，北枕五岭，南濒海洋。可以说，正是既封闭又开放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广东的人文历史和文化。2017年广东旅游总收入1.2万亿元，占全国五分之一。从中国旅行版图上的弱感存在，到今日的逆袭成功，广东却依然低调，罕见电影、民谣、抖音式的植入营销。看来，是时候讲讲它的地理故事了。

广州很像一棵树。

自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率领50万大军统一岭南、建造番禺城(任嚣城)起至今，在长达2200多年的历史中，这座城市在不同的时代呈现着不同的风貌——从海水汤汤浮丘点点，到沙洲堆积陆地成片;从濒临海洋到远离海洋，从弹丸之城到国际都市……将广州历代的城市地图叠加在一起，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圈圈不同时代的城市边界形成的年轮，年轮的中心是最早的广州城，而一圈圈边界是每一次城市扩张留下的痕迹，两千多年来，广州就像一棵树那样生长着，将历史与文化沉淀在层层年轮里。

山川形胜，沧海桑田

公元前214年，当任嚣和赵佗观察广州的地形时，一定大声赞了一句：“好!”他们为什么要叫好呢?四百余年后，东吴的歩骘来到这里，给出了答案：“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两千多年前，在任嚣们的眼中，这里北面有山可以作为屏障，南面辽阔的大海与三江相连，物产丰富，利于舟楫交通。山海之间，高岗台地可以营建宫室，免受海潮侵袭，平原谷地则土壤肥沃可事生产，是一处既可顺江进攻，亦可据而守之，还可退避海上的战略要地，因此“宜为都邑”。

对比古代文献的描述和今天广州的地理风貌，会发现变化非常大，最显著的莫过于海岸线的南移。两千多年前的广州，“负山带海，博敞渺目”，如今距离广州最近的海岸在100公里以上，海岸线变化之大世界少见。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宏观上看是由于以西江、北江和东江为主的珠江水系汇流入海时，携带的泥沙堆积在珠三角浅海溺谷湾，形成复合型三角洲，将海岸线逐渐南推;而微观上则是因为珠江、流溪河、沙河、文溪等在珠江北岸堆积河道沙洲，淤积成陆，加上历代人工围填，迫使珠江河道收紧、南移。这些陆续新生的陆地称为珠江平原，是广州城市扩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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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广州风貌一直在变，但基本地形结构却没有太大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北部白云山山地，中部越秀山丘陵地和广州台地，南部、西部和东部珠江平原，海拔高度依次递减，呈现出北中高三面低的状态，城内沟壕水系多自北向南汇入珠江。历代营建广州者，无一不是以白云、越秀为御，在台地建造宫署官衙，沿着平原的生长方向扩大城市范围，开辟市廛和民居，从这个角度看，广州其实千百年来一直未变，只是越来越大了。

秦汉：越城作起点，商机海上来

今天的北京路366号，是秦汉之际南越国的宫殿遗址。以此为中心，北至越华路，南至西湖路，西至华宁里，东至芳草街的范围，就是南越国国都——越城所在地。

越城古称番禺城，为了与三国东吴歩骘重建的番禺城区别，后来取南越国的“越”字称为“越城”，也叫赵佗城。越城不是从一片白地建成的。而是赵佗增筑秦代南海尉署任嚣城所得。根据《竹书纪年》《羊城古钞》《广州记》《南越志》等古籍说法，任嚣城再往上追溯则是楚国的楚庭(五羊城)、越国的南武城和吴国的南武城，从最早地处番山和禺山一带的小城(今城隍庙到永汉戏院)，依次增筑扩大，到南越赵佗时期，已是一座长十里的城池了。

把越城的范围置于今天的广州来看，狭小得不足一哂，但广州成为“千年商都”和贸易大港的征程便是从这里拉开序幕。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就在南海及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交易圈，任嚣、赵佗平岭南之后，秦王朝调发了50万人前来开发岭南，又以商人居多。商人逐利的天性令他们迅速融入岭南先民的交易圈，并凭借自中原带来的先进手工业技术进一步扩大了交易范围。他们将珍珠、玳瑁、犀角、象牙、金银器、玻璃等奇珍自海上运到越城，又从越城运走漆器、陶器、青铜器、布匹、丝织品等，很快，越城便作为岭南都会而声名鹊起。

▲南越王墓博物馆收藏的错金铭文铜虎节是用以征调车马的信符，具有楚文化特征。(视觉中国/图)

位于解放北路象岗山上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昩的陵墓，其随葬珍品中有一件来自波斯的蒜头纹银盒，充满异域风情的盒身上，按照汉代银器的特点加装了圈足和盖钮，并在器身留下铭文，可谓最早的中西合璧，不仅证明了当时海外贸易的存在，也从侧面体现了手工业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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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收藏的蒜头纹银盒。(视觉中国/图)

越城的繁荣持续了数百年。即便南越国于公元前112年被汉武帝所灭，越城从一国之都变成交州管辖下的一座城，但它非但没衰败，反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因贸易之故愈加繁荣起来。《汉书·地理志》描述其“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公元217年，交州刺史歩骘因越城经济发达，将交州州治从广信(今天梧州、封开一带)迁来越城，并扩建城池，是为歩骘城。

从晋到唐，因226年孙权分拆交州而得名“广州”的这个中国南方重镇没有明显的扩大，但城市却是人口众多，越来越繁荣。到什么程度呢?《南齐书·王锟传》里记录了一条当时民间流传甚广的说法，说广州刺史只要从城门经过，就能收得三千万钱。说明当时的商品贸易主要集中在城门近水一带，方便运输。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与海外的交通往来更加频繁，当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远洋航线，从锡兰(斯里兰卡)到广州，大约50天便可达。

佛教在晋代自海上传来，第一站便是广州。迦摩罗尊者是第一个从海道进入中国的梵僧，他在广州城西建造的三归寺和王仁寺，是岭南最早的寺庙;随后高僧昙摩耶舍在今光孝路建王园寺(光孝寺前身);禅宗祖师达摩在今下九路附近“西来初地”登岸，并建西来庵(华林寺前身)。

唐代：州城三重，岭南都会

进入唐代，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发展，广州成为四大港口之一(广州、泉州、明州、扬州)，并与扬州、汴梁并称全国三大商业城市。每年从海外来此做生意的商船多达四千余艘，一到舶期，每日可征得高达15万两白银的税收(以清末白银计)。当时广州城已经发展出内港码头和外港码头进行分流。内港有坡山码头和兰湖码头(今流花湖一带)。坡山码头即如今惠福西路五仙观所在地。汉唐之际，坡山是一座海拔约20米的丘陵，其西为珠江，由于水面太过浩荡，当时被称为“珠海”，也叫“小海”，与“大海”狮子洋相对。早在晋代，坡山就已辟有渡口，到了唐代，这里由怀圣寺光塔引航，主要用来停泊外国商船，遥想当时，自坡山放眼望去，目之所及，必是水波浩渺，帆桅林立;如今拾级而上登五仙观岭南第一楼，却只见绿树成荫，烟火成片，不由得让人对沧海桑田有了直观的体会。

外港码头也有两个，分别是在今香港新界的屯门码头和今黄埔庙头村的扶胥码头。扶胥码头位于东江与珠江汇流入海处，是古代往来商船必经之处，隋唐时期这里已经建有海神庙，千年来，已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商人在这里虔诚朝拜，祈求海神保佑航路平安，生意顺利，将未知的惴惴托付于神明之前，然后奔向广阔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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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令广州城的人口也随之激增，旧有的步骘城便显得无序而逼仄了，于是整个唐代很大的精力都放在城市改造上。首先是杜绝火灾。广州向来竹木繁茂，兼之气候湿热，水网密布，当地人习惯以竹茅茨一类的植物搭棚建屋，且随意搭建，不讲排列，常常引发火灾。唐朝两位被遣往岭南的官员宋璟、杨于陵便先后教居民用砖瓦代替茅竹，有规划地建造房屋，杜绝火患之余，城市也变得井然有序。旧歩骘城街道狭窄，火灾时容易发生连烧，杜佑担任岭南节度使时，下令扩大街道，把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主干道拓宽，内街小巷则拆除杂乱密集的建筑加以疏通，以息火灾。

唐之前，广州城都是单城;到了唐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复杂化，需要整个城市各区域有更加清晰的功能划分，以便能够高效管理，因而，唐代在步骘城的基础上，将城南珠江新淤成的平原纳入，从南向北分为南城、子城和官城。南城濒江(岸线在今一德路、万福路一线)，船只停靠于此，为商业中心区;子城即步骘城;官城为官衙机构所在(今财政厅)。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从刺史署直通江边，这是如今的北京路，江边有广阳馆，用来接待官员和使者;又有一条东西向的主干道与北京路相交，横穿全城，这是如今的中山路。当时，官员和使者自城南码头下船，沿着南北主干道穿过三重城，所见皆为繁华壮丽之区，尽显气象。

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阿拉伯人定居广州，落地生根。到了唐代，情况更甚。例如开元年间，广州已有第五代土生番人。据统计，唐代广州番人约达12万，而至开元年间整个广州人口至少30万，唐代广州可谓名副其实国际化都市。唐政府先后设置舶司、市舶使和岭南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和番商事务，后因华夷杂处，相诱为乱，故在广州城以西辟出番坊供番商居住，范围大抵北到中山路，南达惠福路和大德路，西抵人民路，东达解放路。番坊中居住的大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他们在番坊建造光塔，每到礼拜之时，就会有人在塔上呼唤信徒来做礼拜。光塔临近珠江，通体光滑洁白，久之亦被当作引航灯塔，守护着来往船只。

▲位于光塔路上的怀圣寺。(视觉中国/图)

到879年，黄巢兵围广州时，垂涎广州贸易获利丰厚，攻城时手下留情，只攻破子城，希望朝廷能封他为节度使，想做个割据军阀乐得逍遥。多次“乞官”未果，被彻底激怒的黄巢血洗了广州城，发誓跟唐朝干到底，随后沦为和张献忠不相伯仲的屠夫，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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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内濠兴起，水运繁盛

如果有时间拿着一张明代甚至是宋代的地图，去走一遍广州老城，会发现城市的格局变化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虽然有的地方已经消失，有的地方名称已经更改，但对照着地图，仍旧能够辨认得出个大概。如今的老城，早已不像唐代时那般杂乱不堪，得益于两宋时期对广州城市的规划改造，纵横的街巷将城市分割得条块分明，奠定了今日广州老城区的格局。除此之外，宋代经明清流传至今的，大概就是建立了城濠水系格局。东濠涌高架下，被整治一新的东濠涌流水清澈，两岸花木扶疏，景色宜人，经常有孩子在河涌的亲水平台嬉戏玩耍;玉带濠和西濠化身暗渠，默默地穿流在城市街道的下方，谁能想到，这些看似普通的小河涌，曾经为广州城的贸易交通做出了重大贡献。

广州城对于自然山水的改造利用，要追溯到魏晋时期。当时由于广州城近海，每逢涨潮之时，海潮倒灌，江河水就变成咸水，无法饮用。白云山菖蒲涧有溪流名甘溪，交州刺史陆胤开凿沟渠，将甘溪自城北引入城中，并建水塘蓄水，供民取用，从此，甘溪成为古代广州居民饮用水的主要来源之一。甘溪被引入城以后，改称文溪，向南流经越秀山东麓后，分东西两支继续南流。东支流仍叫文溪，经今小北路、仓边路汇入珠江;西支流经今教育路、西湖路流入西湖，再汇入珠江，与兰湖、洗马涌、文溪蓄水湖等大致构成了当时城内水系的框架，初步形成城市水上交通，作为陆路交通的补充。

两宋时期，广州城迎来了一次大飞跃。这个时期珠江江面已显著缩小，东关和西关平原逐渐出露，因此公元1068年，在南汉城的基础上，先于子城东扩筑东城，五年后又向西联通番坊形成西城，成三城并立之势，城市结构进一步复杂。不仅如此，宋代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珠三角的进一步开发，促使广州周边形成了8个卫星城镇，其中有今天的猎德村、南海神庙庙头村等。显然，旧有的水网交通体系无法满足城市剧烈扩张后产生的新需求，内外贸易的繁盛需要更加完善的水运网络系统相匹配，从公元1010年起，广州在南汉水网的基础上，构建了六条南北向的水渠，这六条水渠便是宋代的六脉渠，与东西两濠和城南的玉带河相连，再汇水流入珠江，形成了由六脉渠—内濠—珠江组成的三级水系。

▲纵横交错的濠涌曾给广州的商业贸易带来繁荣兴盛。到今天仍保留的濠涌大多成为了广州的新景点——图为东濠涌。(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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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水系网络让水运交通变得更加便利，也使广州的商业贸易更加依赖水道。沿着各条内濠，广州城内形成了不同商业街市，陆路与水路共同划分出更细小的商业街区，以获得更多的临水面和更加便捷的路上交通。彼时，大船自外洋驶入停靠在西澳、东澳口，船上的货物由小船分装后，灵活穿梭于城内各处，转运速度极快。为了方便船只货物出入，两宋时期的广州开辟了很多城门。例如宋西城是主要的商业区，包括唐代的番坊，城内有大市，城外有西澳码头，这里开辟七个城门，分别叫航海、朝宗、善利、阜财、金肃、和丰、就日(亦有文献记载另有威远、素波二门)，直观反映了当时的对外贸易情况。

进入明代，由于西江、北江来水减少，海潮顶托，珠江北岸泥沙淤积的速度加快，两宋时期构建的水渠多发生淤塞，为了让城内交通畅通，明代将宋代的三城合而为一，同时城内的六脉渠基本不再承担航运功能，而只作为泄洪排污之用。明代是继宋代之后广州的又一次大发展时期，在宋城的基础上，向北向南开拓，从此越秀山成为了城内山。因城北属于山地，向来没有城濠，故明代在越秀山修建了镇海楼作为监察眺望之地。镇海楼至今仍矗立在越秀山上，以博物馆的形式继续存在，因楼高五层，被广州人亲切地称呼为“五层楼”，早已成为广州的文化标志之一。

至于环城濠，西濠自古便是广阔大河，历代既是城防要冲，也是贸易船只进出的主要水道，水脚码头很多，沿着西濠流向，由北向南形成第一津、第二甫、第三甫乃至第八甫，是西关最早的商业区，后来又陆续出现第九甫、第十甫……一共十八甫。直到如今，它们还存在于广州的街巷名里，这一带也仍保留着不少专业的货栈和批发市场。提起十八甫的起头第一津，少不得说要说一句老广俗语：第一津——冇谱(甫)，用来指一个人或一件事不靠谱。为什么第一津不叫第一甫呢?这是因为在宋代，第一津的位置是一个渡口，所以叫“津”而不叫“甫”。从明到清，西濠一直是繁华的商业中心，到了清末，各路富商豪强纷纷在此填濠争地，迫使西濠从城濠变为明渠，再由明渠变为暗渠。渠上地面被建起了嘉南堂、新华、新亚等高达七八层的大厦，再不复旧时船只往来不绝的景象。

东濠由文溪等山水汇集而成，共分四段，其中东濠东段到东濠口段常用于停泊外洋船只，由于东濠一带平原分布不广，东濠又易生洪水，所以这一带基本没有商业街区分布。而南边的南濠和玉带濠，在宋代是广州最繁荣的地点之一。南濠一带有大市街、麻行街、玛瑙巷、象牙巷、米市街，以交易高端奢侈品为主。当时主持修筑宋西城的程师孟曾写诗称赞南濠的繁华云：“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明代因更南面的新城兴起，南濠受城的阻碍，易于淤浅，失去了航运之利，渐渐衰落。民国初年修筑海珠路，南濠变为暗渠，沉睡于路面之下。

就这样，曾经在明宋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城濠水系慢慢衰落，仿佛也预示着，延续了千多年的对外贸易体系即将发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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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风云跌宕，悲喜交集

经过两宋和明代的扩张，广州城的范围北边为越秀所阻，南边囿于珠江，东西两侧有城濠，在珠江北岸已经没有太多可扩空间了，因此，清代广州的发展重点在于开发西关平原和沿江两岸滩地。正是在这里，广州缔造了近代百年工商业传奇。由于沿江新增商业区在明城墙之外，为了保护林立的商铺，广州在城东和城西加建了城墙。新城墙自明城墙的东西两侧伸出，转折直下江边，形如两翼，因此叫做“鸡翼城”。鸡翼城建成后，广州的城廓基本稳定下来，直到1918年10月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拆墙筑路工程，延续了数个朝代的广州城墙大部分就此消失。

明时实行海禁政策，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不能直接与市舶司打交道，而是要先到官设牙行处，由牙人代办报关缴税事宜。有了牙人从中周旋，市舶司不需费力便可坐收大量税银，久之越来越依赖牙行;而牙行也每每趁机贪占税银，在提报市舶司之前与外国商人私下交易，虚报货数，从中获利，渐渐形成垄断，到明末海禁废弛的时候，广州已有卅六行承包外贸。

清代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重开海禁，设立粤海关，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港口，对外贸易地位空前强化，催生了十三行这个亦官亦商的群体。清代的十三行承袭自明代的牙行，指的是官办洋商，后来出现的“买办”一词，最初就是指十三行商人。十三并不具有数字上的规约，只是一群行商的统称。他们是“身家殷实，资财素裕”的商人，懂得各国语言，熟悉洋行商务，了解清政府的运作。这些行商的数目，最多的是乾隆二十三年的26家，最少是乾隆二十二年的4家，也有刚好13家的时候。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为了严格控制外国商人在广州的行踪，不许他们私自与中国人往来结交，清政府在珠江边划出区域，开辟一条新街供外国商人活动和居住，范围大致东跨仁济路，西至杉木栏路，南临珠江边，北抵十三行路的广州文化公园一带。新街建成后，十三行的洋行也随之迁入街南，以便就近办理洋务，街尾临近河边则是各国商人居住的房屋，称为“夷馆”。当时与广州进行对外贸易的外商来自世界各地，据《华事夷言》中说：“十三间夷馆近在河边，计有七百忽地，内住英吉利、弥利坚、佛兰西、领脉、绥林、荷兰、巴西、欧色特厘啊、俄罗斯、普鲁社、大吕宋、布路牙等之人，按此即所谓十三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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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广州十三行的铜版画，1835年作，由陈滢女士捐赠，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视觉中国/图)

作为官方指定的对外贸易经纪人，十三行具有垄断性的贸易特权，这种特权为他们带来了财富的迅速积累，所谓“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杆长，楼窗悬镜望重洋。”很快，十三行粤商便于两淮盐商和山西晋商并称为清代中国三大商人集团。道光壬午(公元1822年)9月18日，西关一带发生大火，十三行被烧了七天七夜，烧化的银水流入水沟，延绵一二里，可见当时十三行财力雄厚程度。

关于十三行，道光时期曾流传谣谚称“潘卢伍叶，谭左徐杨，虎豹龙凤，江淮河汉”。其中的伍、潘、卢、叶正是十三行的首富。伍家的伍秉鉴，是行商之首，财富惊人，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时，他的私人资产已达2600万银元，是当时的世界首富。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对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50人的统计，都不忘将怡和洋行的伍秉鉴统计在内，与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和宋子文成为名单上仅有的6位中国人。

十三行买办商人集团的崛起，推动了西关宝华街及上下西关涌住宅区的开发。这一带即如今西关大屋的集中区，因当时的洋行多设在江边，为了方便行走，很多富商都选择在西关一带建造房屋。清代后期，正是西风东渐之时，买办商人们是最先接触到西方文化的中国人群，西式审美多少也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于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渐渐出现，并成为一种经典的文化符号，这就是西关大屋。至今，西关大屋仍旧是很多人对岭南文化的印象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六年(1856年)，驻扎在十三行地区的英军，拆毁了十三行地区周围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国军民的偷袭。愤怒的广州人民点燃了史称的“西关大火”，使存在150年的商馆化为灰烬，十三行的历史从此结束。

清末，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广州的贸易地位在 19 世纪中期被上海及香港取代。为复兴广州商贸 ,两广总督张之洞除了在广州推进洋务建设，兴办实业、发展教育之外，还接受建业堂等商户意见提出了修筑珠江堤岸的设想——“一经修筑堤岸 , ……商务自必日见兴起”。1889年，张之洞率先主持建造长堤，经他与后继者的努力， 1910年完成筑堤工程，1920年起开始修建长堤大马路，至1927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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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筑堤工程同时进行的是马路的铺设和骑楼的建造。在张之洞的设想里，筑堤绝不只是水利工程那么简单，在他提出的关于筑堤的具体措施中是这么说的：“修成之堤一律坚筑马路以便行车 , 沿堤多种树木以荫行人 , 马路以内通修铺廊以便商民交易 ,铺廊以内广修行栈鳞列栉比。……”引文里的“铺廊”即是骑楼建筑，张之洞将堤坝的功能分为“行车”-“行人”-“商民交易”三个层次，构建出一种开放而富有活力的街道空间模式——骑楼型街道模式。这种模式被认为在推动广州近现代城市和商贸金融发展方面有重大作用。

当第一段工程——天字码头段修成时，长堤大马路一带的铺廊(骑楼)被商人和普通市民争先恐后租下来开店做生意，价格暴涨，商业的空气在这里聚集。这些商人和市民也许并不知道，正是他们启动了一条广州百年金融街的发展序幕。

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长堤范围内加建了九座大型码头，这里真正成为广州的商务贸易干道，各国洋商洋行和民族资本家纷纷选址长堤，抢占“金滩”，不仅有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亚大酒店、大三元酒家、中央大酒店、广州电影院、西濠电影院等商业、服务业实体，还拥有诸如银行、保险公司、银号、典当行等金融机构，例如位于今沿江中路193号、由孙中山亲手创办的中央银行，它曾为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

随着长堤的影响日盛，这种街道模式与粤商一道沿着珠江水系向广西、福建、贵州、云南、江西等地辐射。在上海、武汉、天津、南昌等大城市，骑楼甚至被视为“广东街”的标志，至此，骑楼成为粤商和岭南文化的一个标签。

▲广州市越秀区大南路和文明路十字路口，四面都是广州市的特色建筑——骑楼。(视觉中国/图)

从先秦到清末民初，广州像一粒种子，在南海之滨、珠江之畔从幼苗渐渐长成大树。一圈圈城市年轮走过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个城市两千多年里的自我成长，而今，古老的广州城依旧扮演着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初地。今天的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经过40年的历练洗礼、脱胎换骨，又将迎来大湾区的发展蓝图，而这，会是不远将来继续讲述的广州新故事。

责任编辑：陈伟赞